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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虹口区嘉兴路街道——让社区服务更精细******
上海市虹口区嘉兴路街道——
让社区服务更精细(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穿上西装、打好领带，86岁的陈可明(化名)显得精神了许多。
“一会儿要去驿站表演节目呀，开心吧！”凑到陈可明耳边，老伴李为梅大声说道。
锁好门，两位老人牵着手，缓步走向上海虹口区市民驿站嘉兴路街道第一分站。“距离很近，七八分钟就到。这里每天都有活动、有餐食，就像我们的‘第二个家’。”
通过合理布局市民驿站、长者照护之家、社区食堂、智慧健康小屋等，如今嘉兴路街道已形成15分钟社区养老服务圈，为老年人就近就便提供日托、助餐、助洁、助医等服务。
“2018年11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虹口区市民驿站嘉兴路街道第一分站考察时指出，党中央高度重视养老服务工作，要把政策落实到位，惠及更多老年人。”嘉兴路街道党工委书记刘俊说，“我们牢记总书记嘱托，将持续完善社区为老服务体系，让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
打造15分钟养老服务圈
上午9点，推开市民驿站二楼日间照料中心的门，歌声飘然而至。陈可明神情陶醉，正指挥几位老人排演。一旁，李为梅举着手机，为他们拍照留念。
去年，陈可明罹患阿尔茨海默病。儿女不在身边，李为梅一人照顾老伴。“得亏有这市民驿站，不然真熬不住。”李为梅说。得知市民驿站开设了日间照料中心，老两口几乎每天都来，“早上8点半来，下午4点离开，有护理员全程带着做手指操、表演节目，老陈还在合唱队里当起了指挥。”
老伴有人照护，李为梅也有了空闲时间，跟着几个老姐妹跳起了扇子舞。
在虹口区，市民驿站赢得了众多老年人点赞。“现在每个街道都至少建有3到4个市民驿站，为老年人提供日托、助餐、助洁、助医等服务。”虹口区养老服务发展中心主任王青介绍，各街道把最大的市民驿站作为枢纽式的“社区综合为老服务中心”，形成15分钟社区养老服务圈。
“现在我们街道有12个社区助餐点。不管从街道的哪个小区出发，10分钟内就能吃上热乎饭。”没法出门的时候，李为梅会申请上门送餐。
嘉兴路街道着力推进为老服务精细化。“以市民驿站嘉兴路街道第一分站为例，驿站的诊所增加了多个中医养生项目；日托所增加了热疗床、智慧养老设备。”刘俊说，“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推动实现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要求，我们将优化服务供给，分类提供养老保障、生活照料、康复照护、社会救助等适宜服务。”
探索“管家式”养老服务
之前，80岁的罗阿婆家里用的是砖砌的浴缸。随着年龄增长，洗澡越来越费劲，特别担心摔着碰着。
利用嘉兴路街道开展适老化改造契机，与罗阿婆结对的养老顾问潘海峰帮老人递交了浴室改造申请，拿到3000元补贴，并全程代办相关手续。之后，施工队进场施工，一周多时间就改造完毕。
在虹口区，像潘海峰这样的养老顾问已有474名。虹口区进一步打造“管家式”养老服务，制定服务清单。
“我们在市民驿站、居委会设置养老顾问点，对街道的高龄、独居、失能老人开展排查摸底，组织282名志愿者、网格员与养老顾问一起逐户上门问需，并与上千位有需求的老人结对。”刘俊介绍。
29岁的潘海峰是嘉兴路街道飘鹰居委会的老龄事业专职干事，自兼任养老顾问以来，共与54位老人结对。说起养老顾问为老服务的事，他如数家珍：飘鹰花苑小区中心处新改建了花园、增加了健身器材；一些居民楼入口新建了无障碍坡道……
虹口区还积极推动养老顾问点从市民驿站向居民区延伸，并充分发挥社区志愿者和社会组织作用，为符合条件的老人提供助餐、助浴、陪医就诊等一对一上门服务。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虹口区副区长章维表示，将采取更多措施持续提升广大老年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健全关爱服务体系
下午，72岁的周平峰在市民驿站旁的和平公园内快走2公里。一圈下来，他直奔公园西侧的室外智能体测仪，根据提示音熟练操作。不一会儿，身高体重、体成分、静态心率等指标已测出。
前不久，一些老年人向嘉兴路街道办事处反映：“在公园里锻炼完，能不能有个仪器检测一下身体情况？”一套多功能室外智能体测仪定价10多万元，还要协调公园提供安装空间，单凭嘉兴路街道的力量，解决难度大。
嘉兴路街道着力推进党群服务阵地融合发展，统筹协调驻区单位、“两新”组织、志愿者等力量和资源，共同为辖区群众解难题。最终，区绿化市容局、区体育局、街道办事处等单位党组织共同发力，促成室外智能体测仪落户和平公园，并由志愿者队伍负责日常维护。
开展互助养老，是嘉兴路街道健全老年人关爱服务体系的又一举措。
嘉兴路街道推出“老伙伴计划”，由228位低龄健康老人结对上千位有需求的老人，通过上门探访、情感支持和参与社区活动等形式开展互助服务。
市民孙东娣与5位高龄老人结对，每天都要挨家挨户走一趟，帮着做些力所能及的事。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我是有52年党龄的老党员，也要出一份力。”孙东娣说，现在提供互助服务，等自己高龄时也能享受这种服务，“我觉得这也体现了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人民日报 记者 刘士安 方 敏)
气候江湖的小气候与大格局******
着急的古铁雷斯
即便是联合国秘书长古铁雷斯亲自上阵，敦促各方在马德里达成全面气候治理方案，但这种毕其功于一役的想法，显然是过于着急了。
既要就《巴黎协定》第6条实施细则(通过市场机制降低减排成本、提高力度的制度安排)进行谈判，又要对2020年前实施和力度情况进行盘点，还要开展“华沙损失与损害国际机制”评审，同时要解决气候资金这个老大难问题。多目标、无重点的齐头并进，使谈判进一步复杂化。
图片来源：联合国气候大会官网而没有经验的大会主席施密特，因身体原因无暇他顾的执行秘书埃斯皮诺萨，没有担当的美国，缺少建设性的欧盟，灵活性不足的巴西……诉求的高度多元和“大佬”的缺乏，让气候的江湖在马德里陷入僵局。
延期40多个小时后，2019年联合国气候大会15日在西班牙马德里落下帷幕。最漫长的气候谈判记录，没能换来满意的会议成果。
虽然以多边主义推进气候谈判得以坚持，“智利-马德里行动时刻”及其他30多项决议被大会收入囊中，但关键的《巴黎协定》第6条实施细则未达共识，碳交易机制未取得实质成果。
主要议题的流产，使得成果清单缩水。这份有限协议，辜负了各方的期待。
意料之外，意料之中
事实上，这个结果也不意外。每年年末的这场近200个国家的集结，不过是国际气候谈判多边进程的一个缩影。
无论是“大年”还是“小年”，谈判延时似乎是不确定的气候谈判中最确定的事。由于纷争而导致无法达成各方满意的成果或留待下年继续讨论的例子比比皆是。
但这就是多边机制——需要谈判各方达成一致，才能通过相关决议，最终实现“人人都不满意，个个都能接受”的结果。看上去低效，却又难以找到替代方案。
用“灾难性的”“极度平庸”等情绪化的词语，来给马德里气候大会盖棺定论，似乎有失公允。
不如让我们拉长时间和空间的维度，来看看全球气候治理这个江湖。
《巴黎协定》的政治遗产
自1992年以来，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到《京都议定书》再到《巴黎协定》，一条不变的主线，是围绕“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资金和技术解决方案。
近些年气候谈判经常陷于焦灼，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共同的责任”被过度强调，而“有区别的责任”被选择性忽视。
当然，也有不断变化的趋势，我们不妨称之为“巴黎协定遗产”。
这个遗产之一，便是谈判成果的达成从自上而下的约束性减排目标规定(如《京都议定书》对公约附件一缔约方的定期量化减排要求)，逐步转为自下而上的国家自主贡献(《巴黎协定》的国家自主贡献NDCs)。
在这个进程中，虽然“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依然体现在目标、资金、技术等各个方面，但国家作用及其区别责任在弱化，非国家主体(如省州、城市)的作用在提高，全球气候治理结构正在起变化。
形成新的治理体系和秩序需要制度、规则、程序等的全面构建，以及相应时间的调校与和适应。未来的全球气候治理到底是什么样的模式，眼下似乎并不清晰，但多元共治应当是基本共识。
气候领导力下降
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后，反对力量影响增加，气候领导力在降低。
在多边机制中，需要各方共识才能达成一致，反对力量历来扮演重要角色，气候江湖里的攻守是常态。
在《巴黎协定》的谈判过程中，用“双边”促“多边”既是鲜明的特色，也是基于实际的策略选择。
中国、美国以及欧盟、基础四国、“77+中国”等主要利益集团，通过各种双边磋商优先达成共识和协议，从而为进一步的多边谈判奠定基础，继而以相关的协议框架促成多边成果的达成。
这是《巴黎协定》谈判的重要遗产。
然而，随着美国宣布退出《巴黎协定》，强化了自身及与其立场相近国家的反对势力，其影响日益显著，加之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和众多国家主要谈判代表更迭，增加了未来气候政治和谈判的不确定性。
“国家利益至上”与“同一个地球”的气候观迥然不同，单边主义、民粹主义的回潮对《巴黎协定》落实形成巨大阻力。
发展新背景不容忽视
应对气候变化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而气候变化谈判的实质是发展权问题。实现发展与保护气候的微妙平衡，是多边机制达成的关键。
发展问题就在眼前，制约发展的因素愈发凸显，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诉求十分迫切，发达国家民众对福利的减损也非常敏感。
随着全球经济进入平台期，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以发展平滑经济社会变化恰恰与应对气候变化出现方向上的不一致。
与此相对，气候变化问题是基于科学的研判，其应对不同于一般常规污染控制，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和全球性议题。
需要充分考量经济社会的结构性变化，需要转变生产、消费和贸易方式，建立低碳、循环、可持续的新发展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和基础设施结构、土地使用等方面的一系列变革，并且需要全球范围有机协调的一致行动。
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谈判中，参与方的利益一致性是难以解决的多元方程式，即期发展权被置于放大镜下，远期权益却浓缩成远处地平线的若干个小点，前者是国家利益主张，后者是全球共同关注，二者博弈的力度显然不对等。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一方面其社会经济发展与能源消费直接关联，或者说是与对应的化石能源消费所产生的碳排放并没有脱钩，发展方式决定了大幅度降低排放即便有理论上的可能性，实践中需要做出的牺牲之大无法忽视。
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还要承接发达国家转移出来的资源能源消耗大、污染相对严重的产业，在缺少必要资金技术支持条件下，实现绿色发展困难重重。
与此同时，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保护主义抬头、民粹主义盛行，及其引发的贫富分化、产业链断裂或重置、能源安全、消费降级等问题，都在影响着绿色低碳转型的进程。
探索改革和创新模式
应对气候变化是个世界性大命题。硬币的一面是全球变暖、生态恶化等危机；硬币的另一面是人的需求，尤其是发展需求的不断提高。
解决大命题，需要政治意愿，需要一往无前，需要改革创新，需要着眼大局。但最需要的，或许是跳出气候江湖的小气候。
从全球社会经济的转型发展入手，促进全球及各利益相关方的发展与保护共赢，创造能源低碳转型和气候韧性发展的新格局和新路径，才是解决气候问题的正道。
在探讨责任机制的同时，首先需要解决参与方的利益，利益平衡是责任落实的前提。
强化利益分享不是“诗与远方”的愿景勾勒，而是“从现在做起”“从我做起”的实际担当，且发达国家要率先垂范。
发展中国家的民生问题如何能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协调机制中得到有效保护，如何让先发展的国家给迫切需要发展的国家腾挪出必要的“气候预算”，以及新能源如何在成本上和能效上优于化石能源等，都是日程表上的优先事项。
近年来绿色气候融资的发展、气候治理结构的转变、商业及投资模式的创新，以及技术进步，给全球气候治理带来新机遇。
此次气候大会期间，欧盟委员会提出的《欧洲绿色新政》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丝希望：他们许下了让欧洲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实现碳中和大陆”的承诺。
而中国的改革发展、能源转型、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和领导力也令世界充满期待。
中国正在加速推进的绿色转型，将为中国乃至世界的能源革命、气候韧性发展以及可持续发展，提供有益的探索和经验。
期待格拉斯哥
马德里气候大会已成过去。气候的江湖依然喧嚣。
马德里不相信眼泪。气候的江湖要形成大气候，需要政治雄心，需要全面行动，更需要合理机制的保障。
格拉斯哥期待奇迹。因为我们相信，气候的江湖是个大江湖，也是一盘事关人类未来和文明重塑的大棋。(俞岚)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阅读剩余全文（）  视觉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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